“‘噢，希腊语多么悦耳，多么美妙!’他带着甜美的表情说道。为了证明自己说得有道理，他眯缝着眼睛，举起一个手指，念道：‘安特洛普斯[2]’!
“别里科夫也极力把自己的思想藏在套子里。对于他来说，只有发布什么禁令的政府告示和报纸社论，才是一目了然的。当有份告示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过后上街，或是有篇报纸的文章鼓吹禁止性爱，他就觉得一清二楚，发出禁令——一了百了。他认为在一切的开禁和允许里，都包含着某种可疑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而当有关部门批准在城里成立剧社，或是开设阅览室和茶馆，他就摇摇头轻声说道：‘这，当然，好倒是好，但怎么会不闹出点乱子来。’
“一切偏离章程、有点出格的事，都会让他垂头丧气，尽管，这与他有何相干呢？如果有个同事没有准点参加祷告仪式，或是听说中学生调皮捣蛋，或是看到女教师晚上和军官在一起散步，他就会激动起来，反复说，这怎么会不闹出点乱子来。在学校的教务会上，他用自己的谨小慎微、神经过敏以及他那类套子式的议论压迫着我们。他认为男校和女校的年轻人都行为不轨，教室里闹得不成体统，他说，这怎么会不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哎呀，这怎么会不闹出点乱子来？他还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了，倒是很好。结果怎么样？他用他的一声声叹息和哀怨，用他那副贴在小白脸上的黑眼镜——您知道，他的小脸活像黄鼠狼的脸——来压迫我们，我们只好让步，我们把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的操行分数压低，给他俩关了禁闭，而最后还是把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开除了事。他有个奇怪的习癖——常来我们宿舍走动。他到了一位教师家里，坐了下来，一言不发，像是要查探什么似的。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小时，然后走了。他把这称作‘与同事们保持友善关系’，但很明显，来看望我们，枯坐一两个小时，在他是件痛苦的事，他来探望我们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这是在尽一份同事的义务。我们这些教师都怕他，甚至校长也怕他。您倒是想想，我们教师都是有头脑的人，品行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熏陶，而这个总是穿着雨鞋打着雨伞的人，却整整十五年把整个学校捏在自己的手心里!学校算得了什么？整个城市都被他捏在手心里!我们的妇女到了星期六不敢举办业余戏剧演出，因为怕他知道；有他在场，神父不敢吃肉，不敢打牌。在像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最近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城市的居民变得害怕一切：害怕大声说话，害怕邮寄书信，害怕结交朋友，害怕阅读书籍，害怕接济穷人，害怕学习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