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希腊语多么悦耳,多么美妙!’他带着甜美的表情说道。为了证明自己说得有道理,他眯缝着眼睛,举起一个手指,念道:‘安特洛普斯[2]’!
“别里科夫也极力把自己的思想藏在套子里。对于他来说,只有发布什么禁令的政府告示和报纸社论,才是一目了然的。当有份告示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过后上街,或是有篇报纸的文章鼓吹禁止性爱,他就觉得一清二楚,发出禁令——一了百了。他认为在一切的开禁和允许里,都包含着某种可疑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而当有关部门批准在城里成立剧社,或是开设阅览室和茶馆,他就摇摇头轻声说道:‘这,当然,好倒是好,但怎么会不闹出点乱子来。’
“一切偏离章程、有点出格的事,都会让他垂头丧气,尽管,这与他有何相干呢?如果有个同事没有准点参加祷告仪式,或是听说中学生调皮捣蛋,或是看到女教师晚上和军官在一起散步,他就会激动起来,反复说,这怎么会不闹出点乱子来。在学校的教务会上,他用自己的谨小慎微、神经过敏以及他那类套子式的议论压迫着我们。他认为男校和女校的年轻人都行为不轨,教室里闹得不成体统,他说,这怎么会不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哎呀,这怎么会不闹出点乱子来?他还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了,倒是很好。结果怎么样?他用他的一声声叹息和哀怨,用他那副贴在小白脸上的黑眼镜——您知道,他的小脸活像黄鼠狼的脸——来压迫我们,我们只好让步,我们把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的操行分数压低,给他俩关了禁闭,而最后还是把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开除了事。他有个奇怪的习癖——常来我们宿舍走动。他到了一位教师家里,坐了下来,一言不发,像是要查探什么似的。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小时,然后走了。他把这称作‘与同事们保持友善关系’,但很明显,来看望我们,枯坐一两个小时,在他是件痛苦的事,他来探望我们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这是在尽一份同事的义务。我们这些教师都怕他,甚至校长也怕他。您倒是想想,我们教师都是有头脑的人,品行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熏陶,而这个总是穿着雨鞋打着雨伞的人,却整整十五年把整个学校捏在自己的手心里!学校算得了什么?整个城市都被他捏在手心里!我们的妇女到了星期六不敢举办业余戏剧演出,因为怕他知道;有他在场,神父不敢吃肉,不敢打牌。在像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最近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城市的居民变得害怕一切:害怕大声说话,害怕邮寄书信,害怕结交朋友,害怕阅读书籍,害怕接济穷人,害怕学习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