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则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首倡白话文，并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语俗字，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无情鞭挞了旧礼教旧道德，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此后他又发表《我之节烈观》，批判了“夫为妻纲”的夫权主义；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了“父为子纲”的父权主义。
即使从今天眼光来看，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都确有过激、粗暴的一面。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鄙弃以及对西方文化的鼓吹，的确给当时代的人们以“全盘西化”的印象；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他们之所以过激、粗暴，是因为他们深知中国社会病入膏肓，封建社会传统包袱太重，国人又好无原则地中庸调和，于是只好以矫枉过正来开出猛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