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则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首倡白话文,并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语俗字,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无情鞭挞了旧礼教旧道德,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此后他又发表《我之节烈观》,批判了“夫为妻纲”的夫权主义;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了“父为子纲”的父权主义。
即使从今天眼光来看,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都确有过激、粗暴的一面。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鄙弃以及对西方文化的鼓吹,的确给当时代的人们以“全盘西化”的印象;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他们之所以过激、粗暴,是因为他们深知中国社会病入膏肓,封建社会传统包袱太重,国人又好无原则地中庸调和,于是只好以矫枉过正来开出猛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