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的时候，任老师开始教授我们当代文学。
可以想象在当时极其狂热的诗歌氛围下，任老师担纲教授中文系85级的当代文学，同学们是多么狂喜而期待。当他在黑板上挥笔写下余光中的诗句“这个少女很四月”时，我们几乎惊呆了，词语使用的颠覆性改变让我们逼仄的文学意识和遣词习惯快要消化不良。在之前的观念里，四月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任老师带领我们进入了另一个词语世界，在那里，词语有了颜色，有了味道，有了情感。
任老师给我们打开的不只是词语的世界，还有大陆之外的诗歌世界。我们的中学时代处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文化贫瘠，知识匮乏，那时大家的口袋都空空如也，没有几个家庭有闲钱购置像样的藏书，涉猎的文学名著更是有限。记得我那时从邻居家得到一本翻得稀烂的《红楼梦》，如获至宝。文学概论第一节课上，刘谦老师让同学们把中学时读过的文学名著的名字写下来交给他，大部分同学都凑不够半页纸。如果说我们尚能读到些英美的古典名著，那么台湾地区的文学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片空白。所以当任老师把台湾诗歌泰斗洛夫的作品介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回旋着郭沫若“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的大脑，被一句“左边的脚印才下午，右边的脚印已黄昏了”彻底征服。洛夫的诗以巨大的语言张力、独特浪漫的视角写出的时空感让我们叹为观止。任老师说洛夫的诗情点燃了他的诗歌创作，而他课上的洛夫点燃了我们对台湾地区文学的浓厚兴趣。我们开始阅读台湾诗刊——《创世纪》《蓝星》《现代诗》《笠》……开始近距离接触台湾诗人。杨平是任老师介绍我们认识的第一位台湾诗人，从在五四文学社的一次座谈开始，他成为我们认识台湾诗歌的一座桥梁。通过他，我们结识了台湾的管管、张默、大黄、碧果等一大批诗人，并开始与他们进行深度的作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