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某种真理的存在”和“普遍证明真理的可能性”都以这样一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它促使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类——尽管他们冲突不断——是否有足够共同的基础使他们接受同一种政治论证。这又把我们带回立场的二元性问题上来了。乌托邦主义的危险来自这样一种政治倾向——在追求道德平等之理想的过程中，个体动机承受了过多的政治压力，甚至试图通过一种非个体的转变方式完全超越于个体之上。对这一问题的非乌托邦式解决办法是，在各个因素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并了解这些因素是什么，它们是怎样相互作用的。
关于这种非强制的解决办法，尤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发现一种能够在两种立场之间形成和平的权威分割的诸种条件。这样一来，个体便能够同时被个人性的动机（与他自身特定的生活和利益有关）和非个人的动机（这种动机对每一个人——当事人、他的朋友，以及所有其他陌生人——都是公平的）所激励。这两组动机是共存的，但在个体的一次选择或决定中，两组动机并不一定会直接发生作用。有时候也有一种动机权威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