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苏叔阳已经写成了多幕话剧《太平湖》，并由北京人艺搬上了舞台。我就又找到苏叔阳，跟他说：“你既然话剧剧本都写了，再写篇小说有甚难的？”1978、1979年间，我因短篇小说《班主任》，他因话剧《丹心谱》，成为引人瞩目的文艺新人，我们算是“同科出道”，一度来往较多，也很能同气相求，他对我的约稿热情允诺，表示一定写篇关于老舍之死的小说，以飨读者。
那时舒乙已经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现代文学馆馆长，有次遇上，我就告诉他《人民文学》杂志打算以小说形式来表现他父亲的辞世以为祭悼，他听了很兴奋、很期待。
汪曾祺和苏叔阳的小说稿陆续到达编辑部，我们编发了，但反响不如预期。苏叔阳的话剧《太平湖》也未能成为一个保留剧目。
老舍之死，应该以艺术形式呈现，既有的作品不甚成功，那么，期待将来会有新的尝试吧。这个题材，成为我的一块“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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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合盖了一栋宿舍大楼，在安定门护城河边。我家搬了进去，舒乙一家搬了进去，他母亲胡絜青也搬了进去自住一个单元。舒济坚守在他们家的老四合院里，后来那里成了老舍故居博物馆，她就担当起馆长的职责。就我和舒乙而论，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他没来过我住的单元，我也只去过他住的单元一次。但舒乙在我遭逢逆境时，能在一次关键的会议上，为我说上几句公道话，事后我听说了，很是感动。记得林斤澜大哥——他曾替老舍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跟我说过，1960年，丁玲虽然几年前被打成“反党分子”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因为并未取消她作协理事的身份，召开作协理事会时，还让她来北京出席，那时候在会上会下，许多人对她如避瘟神，是连招呼也不打的，独有老舍，见到她，便走过去，大声招呼，蔼然对话。有种评议，说老舍是故意放大声量，好让旁边耳尖的人听清，他无非是问丁玲北大荒气候如何，身体如何，全然不涉政治，不过是“尽旗人的老礼儿”罢了。但敢问此类评议者，你们对身处逆境的人视而不见、弃若敝屣，“守革命者的立场”，若能坚持到底也就罢了，却见有的在人家运转势还以后，又争着趋前谄笑，那是在尽什么“礼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