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去什么地方呀？这次她有些急了。
王淦昌心里想的是马上进行原子弹试验的激动人心的事，哪里把老伴的心思放在眼里，便随口说西安，到西安去。其实这是王淦昌瞎编的，因为铁的纪律不允许他把实情告诉家人，多少年来王淦昌一直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守口如瓶，就连为他生了5个孩子的夫人吴月琴，他也没在她面前透过一个字。倒是有一次不认得几个字的吴月琴看到有人拿来一个大信封交给她，说让她转交王先生。王京？吴月琴一看，忙拉住人家的衣襟，说，你把信送错了，我家老头儿不叫王京。送信人一愣，马上反应过来，说王先生现在就叫王京，你给他没错。老头儿回来后，吴月琴好一阵。不髙兴。
你为啥连名字都改了？连我都不告诉？见丈夫回来，她第一句话就冲出了口。
王淦昌一听笑了，哄着妻子说：做学问的人都爱用笔名，王京是我的笔名。以后有人问你我叫啥，你就说是王京。啥辰光不让你叫了，你就再叫我王淦昌。
吴月琴瞥了丈夫一眼，说我晓得。
这又是一次长时间的离别。临出家门时王淦昌像往常一样，觉得自己欠了妻子和孩子很多，可他又似乎习惯了这种欠，而且把这个对家庭的欠宇看得一点也不重他子女的话1年老后的父亲有时坐下来，在我们几个儿女面前叹气说，咱们家的后代没出一个杰出的人。他一说这话就立即受到了我们几个子女的反击。我们告诉他，我们家也没有像别人家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父亲呀，所以我们中出不了像你一样的杰出人物！老爷子一听，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告诉他：就是说你也没有一点做父亲的样儿。父亲一生是个天真的人，他听了我们的话愣了半晌，很不服气地说，我怎么不像父亲呢？我一直做得很不错嘛，虽然我知道在外面待的时间长，可那是工作，是国家交给我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呀。我们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在为国家做重要工作，可是你还是个父亲，还要对家庭和子女负责，你这方面做好了吗？老爷子听7这些后就沉默不言了。有时对我们的话还特别生气。不过隔了几天后他见了我们又用一副很天真的口吻说：嘿嘿，真有趣，看来我在家里对物理现象的对称性实验做得太差了！实在太差了，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个把一生心思全部扑在事业和国家利益上的科学家。小女儿王遵明对我说起父亲的事时，依然流露出一些抱怨，她说在她的记忆当中，父亲不是出国就是出差，一年到头没几天能在家里见到他的影子，他还挺厉害，我们小时候，他动不动就打人。我们见了他很害怕。其实我们知道父亲很忙，但毕竟我们那时并不知道父亲是在为国家搞原子弹等核武器，就知道父亲平时再忙，可在我们上学读书等问题上你该关心关心呀。我们的母亲是个旧式妇女，自己不认得几个字，怎么可能帮助我们的学业呢。父亲不是大学问家吗，又是大学教授、名科学家，怎么就不能像别的家长一样抽点时间辅导辅导我们嘛。特别是在考大学等关键时刻，我们多么渴望父亲能在身边帮我们一把，哪怕是站身边鼓鼓劲儿也是好的，可父亲没有那么做。他不是几年不进家门，就是进了家门也是一个人关在屋里忙他自己的事。而一回家我们还得跟着母亲为他准备这准备那的，倒是我们给他忙乎呢！最让我们接受不了的是，在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结婚时，他当父亲的竟然没有一次在我们的婚礼上出现过，我们对他能没有意见吗？常常是在我们的儿女出生后，他回家突然感到一阵惊喜，询问这又是我们家哪一位的小公主、小千金呀？你说对这样的父亲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唉，我们的父亲真是一生从不知家是个什么概念。也许因为他当年还是个14岁的孩子时，就一下被旧式家庭捆绑成了父亲的角色，他不习惯，或者根本就不懂得当父亲负有什么责任。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因为在我的大哥大姐出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其实自己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学生。家的概念和当父亲包括当丈夫是怎么回事，他自己都不清楚。从德国留学回来后紧接着是八年抗战，那段时间是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生活最长的岁月，可那又是战乱时期，我们跟着父亲随浙江大学迁移了很多次，而国难当头时，父亲一方面为了帮助学校坚持上课外，又以极大精力投人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科研工作。听妈妈说，当年让他一个堂堂大教授牵着一头羊去上课做实验，实在是委屈了他，想起来也觉得好笑。解放之后，父亲上调北京的中科院工作，前儿年我们全家还在杭州，等全家后来搬到北京后，他又受中央派造到了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一去又是4年。1960年回国后，父亲马上投身到了国家原子弹研制的大事之中，那几年别说一年见不了他几次面，国家都要让他隐姓埋名，连真名都不用，本来就不管家的父亲还能对家和我们几个子女做些什么呢？唉，父亲就这样度过了六七十年。等两弹上天后，他老人家仍然承担着国家原子能研究的领导工作，当他在80多岁退居二线时，有时间真正回家与我们一起生活时，他老人家发现他不仅当上了爷爷，而且还当上了太爷爷了……父亲曾感慨地说，这辈子他真没有体味到当一个完整的父亲和完整的丈夫是什么滋味。他说他一辈子都献给了教育别人的后代和国家的科学事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