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说：民主需要一种关于人性的新心理学，一个适合于国内外条件对它所提出的大量要求的心理学，那么我也许会被人认为是论及一件在学术上不相干的事情。但是如果把上述的说明理解为：民主总是同人道主义、同相信人性潜能的信念相联系着的，而当前的需要就是有力地重新肯定这个已在有关的观念中有了发展而又在实际态度中表现出来的信念，那么它只是美国传统的继续而已。因为对于“普通人”的信仰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是表示信仰在民主与人性之间有着紧密而必需的联系。
我们不能继续保持这个观念：即人性本身，当它脱离了外在人为的限制时，就会自然产生民主制度，成功地工作着。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来叙述这个论点。我们要注意，民主是指这样一种信仰：即人道主义的文化应该流行于世；我们应该坦率而公开地承认，这是一个道德方面的命题——像任何涉及“应该怎样”的观念一样。
在我们看来，似乎很奇怪，民主既受左翼的极权主义从经济方面的理由所提出来的挑衅，又受法西斯派的极权主义国家从道德方面的理由所提出来的挑衅。从比较的条件看来，我们可以在同前者的比赛中保卫民主，因为到现在为止至少苏联在物质事业方面还没有“赶上”我们，更谈不到“超过”我们。但是要反对另一派的极权主义（而且也许最后也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派），就需要有一种积极的和勇敢而有建设性的觉醒来认识到，相信人性在我们文化每一方面——在科学、艺术、教育、道德与宗教，以及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不管在抽象中人性是多么一致和恒常，使人性发生作用的条件自从我们建立了政治上的民主以来，已经有了十分巨大的变化，因而民主不能单单依靠政治制度或仅在政治制度之中表达出来了。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它们以及它们在法律方面的附着物在今天实际上是不是民主的，——因为民主是表现于人类的态度之中而以在人类生活中所产生的后果为衡量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