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对海军法庭持什么感想；听审时我脑子里是怎样把这案子搅得一团糟；我在桌上作为高等判决权标记的银记上怎样看出有“朵拉”字样；当斯宾罗先生扔下我而回家去时——我曾发了疯似地盼他会再带我回他家——我觉得自己有如被遗弃在荒岛上的水手；我不要再花力气去描写这没有结果的一切了。如果那个昏睡的老法庭可以醒来，把我在那里做的有关朵拉的白日梦以可见的形式显现出，或许可以显示出真实的我来。
这并不是说，我只在那一天做梦。我是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做梦，一学期又一学期地做。我去那里，不是去听正在受理的案件进行过程，而是去想朵拉。那些案件在我面前慢吞吞拖，如果我记一下，那只是在婚姻案时，我（想着朵拉）想了解，结了婚的人为什么会不幸福；在遗产案时，我考虑如果由我继承案中财产，我会对朵拉首先采取什么行动。在我头脑发热的第一个星期里，我买了四件华丽的背心，不是为自己，我并不喜欢那种玩艺，而是为了朵拉；我走在外面时戴上草绿色手套，穿上紧靴子使我那从没长过鸡眼的脚从此就生了这玩艺而没好过。如果把我那时穿的鞋找得出来，再和我的脚比比大小，就可以生动说明我当时心境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