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5-3 梁漱溟设计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图（1933）[24]
社教社的济南年会上，梁漱溟应理事会安排作了《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长篇讲演。社教社以理事会名义提交“请讨论社会教育系统案”提案，形成了“原草案一并交社教系统整理委员会整理，并征集各方意见，呈请政府指定区域试验”的年会决议，“受到会内外的广泛关注”。[25]社教社第三届年会关于社会教育制度建设方面的提案，基本上是围绕这个“制度建设”思路展开的。
改造派其他代表人物也有形式不同的制度设计。雷沛鸿分析了当时对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关系的“各种调和之法”，主张“一切社会制度均具有教育的功能，而学校只是社会制度的一种”，提出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合流”设计。[26]俞庆棠专门设计“中国社会教育制度系统表”，提出中国全民教育制度应由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制度共同构成。[27]国立中央大学教授、社员夏承枫认为：“改进学制的先决问题，是双方（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笔者注）之各撤防线；废除二元论的妥协契约，另行找出一贯的系统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过教育行政上的定名，并非教育本质上具有如何的绝大差异性。其相同之点，应打成一片以增效率；其相异之点，应分工而互为补益”[28]，在此理念下，他以民众教育馆为全民教育的壁垒，提出合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为一体，涵盖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机关在内的“全民教育系统图”。庄泽宣则主张以教育性质和内容来划分教育系统，并拟定《过渡时期学制系统图》和《理想学制系统图》，以基本学校、产业学校、试验室及图书馆和基本教育、扩充教育和学术教育相对应，来设计新学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