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考虑是否严谨对称，更多的是考虑是否方便实用；不单纯以不一致为理由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有明显的缺憾，否则绝对不变革；除非能够消除这些缺憾，否则绝不进行革新；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提供的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这些原则，从约翰国王的时代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这四大原则一直支配着250年的议会，让它的行动有章可循，从容不迫。
欲弄清各民族的法律与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种族的需要，对它们逐一审查即可，没有必要进行粗暴的变革，如对集权制的优点和缺点，可以专注于哲学上的考究。法国这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国家，用了整整1000年的时间来维护集权制，当法国民众感觉到不满时，他们选择了粗暴的革命。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平息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场大革命虽然毁灭了一套旧集权制，却建立了一套新的集权制，并使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更具备压迫性。
如此看来，我们就得承认集权制是法国迫切需要的产物，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对于那些奢谈毁掉集权制度的政客，我们应当同情他们。
上述结论是，制度无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民族的幸福也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以暴力革命为代价，它可以改变其名称，但是其本质依然如故。名称不过是些无用的符号，历史学家在深入到事物的深层时，很少需要留意这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