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僚体制的社会学分析导向对任何官僚机构，特别是任何政府官僚机构的控诉。官僚体制的合理性不应该就其表面价值而被接受，更不能被视为一个绝对者。但马克思对官僚机构的批判与他对哲学和国家的批判是密不可分的。
如下观点可能会遭到反对，即认为借助这个对国家、国家的社会基础和官僚机构的彻底批判，马克思拒绝了黑格尔的关于存在一种内在于社会的合理性的论断。这可能会被认为导致一种无政府主义，或者向唯意志论的倒退，因为它隐含着对国家机器的摧毁和对社会团体的分割。从而，我们将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不得不赋予它一个根本的和无条件的自发性或者假定它是由一个更高的理性意志组织起来的，而不是认同绝大多数理论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社会是有机的、合理的。
对这些反对意见的答复，可以在马克思1843年9月23日写给卢格的一封信中找到。国家表达了一种特殊的合理性，但是在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由这种发展产生的合理性要求国家消失。不仅仅是现实的不等同于合理的，很有可能是现实的与合理的正相反对。由于有资本主义和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中，这里最现实的要素，即社会的要素被认为是最不现实的（不如政治的要素现实）；在这里首要的（生产者）是最末的，而最末的（各种中间人）则被认为是创造者；在这里实际的条件被忽视。唯一改变事物状况的方法是使世界和社会更加合理，是通过在一个更高的统一中综合现实的和合理的，以重建它们的真正统一。马克思在他给卢格的信中写道：